我經常疑問，人類學、民族音樂學的理論真的離開搶救人類學背後的基本敘說(foundational narrative)，換一句話來說，我們雖然推廣社區互動性、合作性、等研究的同時，卻還未面對美國和台灣學界多層殖民性的問題
所以，就像加拿大人類學家brian noble所講的，我們可能需要被殖民性絆倒 (tripped up by coloniality)，弄得我們幾乎無法繼續研究，才能找到一個立場
最近閱讀間，得知母校芝加哥老教授的作品被學者重發現
說真的，當時雖然通過系館工讀職認識sol tax 教授，並跟他談過，但tax教授從事北美研究，所以當時做台灣民間信仰研究的我，其實沒有很注意到sol tax的研究，所以最近遇到smith（2015）的論文 “standing with sol”好像是重新認識一位耆老，如今研究旨趣比較接近，使得我珍惜研究所時期的緣分！
在台灣原住民族社區從事田野調查，有時感到困惑，土地問題還未解決，開發案一大堆威脅海岸線各個部落，母語很難才講得結結巴巴但是還會通，看到年輕人大部分不會講，怕自己老去就很寂寞，怕祭典因語言流失而無法持續，跑基隆搭車去太平洋社區遇到計程車司機說「奇怪，伊彼攏麼系番仔，汝愛去彼創啥？」，有一萬個 XXX 字想說，想大聲一點，想行動
但是，人畢竟是學者，又不是台灣原住民，行動可行嗎？自己要如何定位？如果行動，是跟誰站立？如何站立？（where I stand? How can I stand?）
Ira ko katomirengan haw? o maan ko katomirengan? saan ko lalicayen ako
相信，這個問題不只是居台從事民族學、人類學研究的Padaka （阿美族語：白種人）會遇到的問題 ，Paylang、Ngayngay、 跟 Koaping（阿美族語：華人，移居者）應該覺得頭疼，就算是原住民，也沒有那簡單，學界、家族、部落、社運之間，如何找一個平衡？如何找place to stand?
這困境可能反映在人類學歷史。一方面我們承認並批評本科系的殖民歷史，另外方面，要紀念、慶祝人類學反種族主義、為了弱勢講一句話、等傳統。針對這種困惑，sol tax 的行動人類學可以提供很多啟發性的建議，最重要是行動可能是一種方法。在他的論文, “standing with sol”， smith 將這些建議，為了我們再詮釋
據smith行動人類學的特色並不在於「行動」
就算一個人類學家積極參與社運、原運、等行動，不見得在從事行動人類學
行動人類學理論的核心論點比行動不行動更廣泛，並牽涉研究者的認知輪，即研究的關係性。研究者的認知以及歷史敘說經常來自移居殖民社會的常識，因此，行動人類學雖然以社區、理論兩種貢獻為目標，不過行動人類學家需要拒絕「救主」的位置，就像sol tax 所講, 一個行動人類學家不可以說他可以單純得引用科學來解決「他們」的困難。 行動人類學的起點是關係性
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，關係的範圍，不只是人類學家跟社區之間的關係；因為行動人類學以不同文化接觸，特別是原住民與強勢、移居殖民者之間的各種政治、經濟、以及文化接觸和衝突為研究主題，所以行動人類學家無法將「主流」、「移居者」社會及其價值觀排在研究範圍外，行動人類學從「關係」著手，因此不同群體（族群、生代、職業）的關係性是行動人類學特別注意的。就是說，在行動人類學的觀點，「原住民文化」跟「移居者文化」因其關係性而互相定義的
當然移居者文化勢力對原住民文化的影響、破壞不可忽略。行動人類學對政方的和解政策、學者的合作項目也提出懷疑。如同很多當代加拿大原住民學者（如leanne simpson、glen coulthard、等）smith質疑和解是「重構同化…而將不同文化重新整備 （smith 2015: 453）」。為了離開和解的陷阱，smith 建議研究者，要先思考移居政權的歷史和殖民性，及其對研究的影響，另外一方面，smith 說，行動人類學一直叫我們探討並批判「我們為了安慰自己或否認我們在當代殖民支配的角色，所編的故事」，所以行動人類學的方法提供的「站立的地方」（place to stand）其實要先tripped up by colonialism
這place to stand，需要我們將田野的範圍多地點化，除此以外，更重要的，我們需要對敘說更加敏感。在tax 的研究中，他發現，Meskawi 和 Tama 兩社區對共同歷史的不同觀點，不是因為兩個社區具有兩個不同文化世界或不同歷史，其實，這兩個社區一直無法以兩個自立族群（或政權）互動，因為主流社會、政方、教育機構強調的故事，就是「原住民族將被同化」的主流敘事。tax 給我們的挑戰是，如何將這種敘事改變？人類學怎拒絕強勢的位置，培養一種互相義務感的倫理關係？
我相信在台灣我們經常在「被同化」、「臨終」、「快要消失」的敘事與「多元文化」敘事中間，雖早就學到說出「做田野時，絕對不會帶著救世主態度進入部落」教義問答般的話，不過我們難以找到學術跟行動需要的平衡。如果跟著tax的行動人類學，我們會注意兩種可能：
(1) 除了傾聽部落歷史敘事之外，研究範圍要放寬一點，為了探討研究主題的關係性，我們的研究要包含移居殖民社會和政權；針對我們為了逃避歷史或否認我們在殖民體制角色的敘事，並需要我們進一步了解、批評。這一方面，行動人類學的前提，是一種自我反省，也是一種比較全面的網路分析，比如說，如果在都蘭做田野，行動人類學會提醒我們將新住民（如糖廠的藝術家、台十一線的衝浪客以及民宿業者）、等不同移居群拉入研究範圍，行動人類學不會讓我們構造一個被「純化」的阿美族社區
(2) 我們要了解「同化」的相反，其實不是「傳統」。原住民在創造自己的未來，原住民族文化的展望與振興、原住民社會的去殖民實踐可能會引用傳統敘事、祭典、等，不過去殖民化所產生的新文化實踐和價值，需要創新，結果跟移居政權所認證的原住民族文化、傳統權力結構都有差異是絕對的。如smith所說，「原住民族的能動性不符合政府的原住民政策，因此，無論原住民如何決定，從政府的觀點來看，都是錯誤的」（smith, 452）。那，從人類學的觀點呢？
行動人類學在尋找殖民邏輯以外的共同歷史。若要定位，因爲行動為新知識以及理論貢獻的來源，所以行動人類學不太像所謂「引用」和「純」人類學那麼好區分。相信有些讀者，會覺得學者不方便給行動如此大的角色，而且tax的方法論，好像限於當時在meskwaki的研究，在台灣進行類似研究可能不妥。但是行動人類學可以給我們一些提示，就是不要讓族群、文化的界線僵化，對敘事結構保持質疑，努力尋找a place to stand。這三者，除了方法論考量，也可能是倫理問題，如smith所說，去殖民的初步是跨越責任感跟行動之間的動作。我們如何測量這個間隙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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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ibliography
smith, joshua j 2015. “standing with sol: the spirit and intent of action anthropology” anthropologica 57: 445-456
tax, sol 1975. “action anthropology” current anthropology 16 (4): 514-517